雷烨原名项金土，学名项俊文，军名雷烨，曾用名雷雨、雷华，朱靖。1914年出生于浙江金华孝顺镇后项村。1943年牺牲，牺牲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

雷烨原名项金土，学名项俊文，军名雷烨，曾用名雷雨、雷华，朱靖。1914年出生于浙江金华孝顺镇后项村。祖上世代务农。祖父项为远务农兼理发。几代辛勤劳动到项为远儿子元春手中已积累了田地四十几亩，藕塘三口，乌桕几十株。元春娶吴海妹（义乌人）为妻，盖起了粉墙黛瓦的新屋，日子渐渐好过。元春、海妹养了五个子女：项金土（俊文）、桂妹（秀英）、云凤（秀华）、飞凤（秀娟）、顺金（秀文）。

雷烨1938年奔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被派往晋察冀边区任前线记者团记者。1941年11月25日，日寇在丰润县潘家峪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大惨案，雷烨拍摄下了许多极具史料价值的照片，真实地记录下了日寇的暴行。1943年4月20日，雷烨在平山县曹家庄撰写照片说明时，遭遇日寇包围，在紧急情况下，他用手枪掩护警卫员突围，终因寡不敌众，在南段峪村身负重伤，他从容地砸碎了照相机和自来水笔，用最后一颗子弹自尽，壮烈殉国。 雷烨拍摄的照片――子弟兵战斗在喜峰口。

雷烨原名项金土，学名项俊文，军名雷烨，曾用名雷雨、雷华，朱靖。1914年出生于浙江金华孝顺镇后项村。祖上世代务农。祖父项为远务农兼理发。几代辛勤劳动到项为远儿子元春手中已积累了田地四十几亩，藕塘三口，乌桕几十株。元春娶吴海妹（义乌人）为妻，盖起了粉墙黛瓦的新屋，日子渐渐好过。元春、海妹养了五个子女：项金土（俊文）、桂妹（秀英）、云凤（秀华）、飞凤（秀娟）、顺金（秀文）。

元春好公仗义，他在上世纪20年代为后项村（仅80余户）办了两件“大事”：一是改“经堂”为“环河小学”，自任董事长；二是捐出自家百年老樟，牵头造了“项氏宗祠”。小学先在“经堂”后在“项氏宗祠”。故元春五个子女均能从小念书。

元春，外要办“两件大事”，内要养活包括祖父在内的八口之家，终于积劳成疾，盛年得重病，全身发黄，没有力气。（俗称：“黄胖”，估计是急性黄胆肝炎）。家中无人陪伴，他只身坐船到金华城里教会医院看病。不久死于医院。

元春过世，一家重担落在妈妈吴海妹身上。五个子女都还小，顺金才一岁，金土最大也还在念小学。妈妈流着泪说：“卖田卖地也要让金土读出山！”金土果然考取了“浙江省立第七中学”，到金华城里读中学了。妈妈靠祖上留下的田地，夜以继日操劳农事，勉强维持全家生活，含辛茹苦终至积劳成疾，一病不起。金土才读完初二，不得不辍学回家种田。不久妈妈也依依不舍地抛下五个幼小的子女，合上双眼，永远“休息”了！

父母双亡，长兄为父，刚辍学的俊文不得不挑起养家的重担，曾去义乌埠头等地教书，又在金华当“土地测绘员”，以其微薄的工资养活弟弟妹妹。

俊文为生活而奔波中仍注视着时事，世界法西斯的猖撅，国难的日益深重，使他心急如焚，热血沸腾。经常教弟弟唱《国际纵队之歌》，《松花江上》等歌曲，表达对献身于西班牙的国际纵队勇士们的崇敬；向往奋战于冰天雪地的东北义勇军。他在1934年给挚友许为通的信中表示：自己“不会于这世界上空跑一趟”。对好友严金明讲：“我要出去闯一闯，找一个既可以读书又可以工作的地方”。为了准备北上抗日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鲁迅、老舍等中外文艺著作，认真作了笔记，在读菲力克斯·沙尔顿童话小说《班麋》的感想中写道：……本文中又表现出奴隶制度是很坏的他们在讽剌奴隶制度，更讽刺奴隶意识。到处在讴歌着求自由的斗争，使我们看过的人都觉得无论如何得有仁爱，世界才会和平、才会宁静，这确是永远不可磨灭的真理，但这样严重的事用这样轻松的笔法写出来，我们却是少见。还有一点，本书含有极深的意思，使我们得到很多教训，例如：生命诚然是艰险的，但无论如何他得忍受一切。我们要不断的学习如何生存和如何谨慎的道理等等。到处都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要独立生活，要自立，靠别人是卑鄙的我看这本书可与爱的教育相比。他“要出去闯一闯”前对弟妹一一作了安排：大妹秀英嫁到浦江完婚；二妹秀华未及婚龄也力促与严金明及早成婚；12岁的秀娟妹妹送人当童养媳。抗战爆发的1937年7月，又毅然把9岁的小弟弟托严金明带到杭州，进浙江省立贫儿院念书。

1937年12月24日杭城沦陷，许多机关、学校迁往金华，大批进步文化人、共产党员聚集该地，使金华成了当时东南抗日宣传的中心。贫儿院也逃难到金华南山里郑村。严金明在金华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介绍人是从延安来的老党员周百皆。贫儿院就成了南山地区抗日宣传中心，地下党联络据点。里郑距后项很近，项俊文常来贫儿院。周百皆有在南山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意图，俊文自告奋勇带领严、周考察南山地区，周百皆沿途调查生产、经济、群众思想情况，又到义乌冯雪峰的家乡，在冯的亲戚家会见冯雪峰，由于周百皆与冯曾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早就相交相知，故作了长谈。不久严金明介绍项俊文认识新从延安来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东南总队长童超，由童介绍项俊文参加“民先”组织。1938年1月农历年边，俊文到贫儿院，叫院童王国梁画了马克思、鲁迅像，让弟弟拿着，一同回家过旧历年。1938年春夏之交，俊文典卖家屋，得银圆100枚作路费去延安。临行前再次到贫儿院告别弟弟及好友许为通，许送了长长一程，作了临别长谈。俊文途经武汉曾写信给许为通，署名“雷雨”。

项俊文到延安后改名雷烨，参加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因擅长文学创作和摄影，兼任各报刊特约记者和通信员，并加入共产党。他写的通讯《创造抗战突击队员的斗争——抗大献给抗战一周年的礼物》、《抗大同学毕业上前线》及拍摄的《抗大四期毕业欢送大会上毛泽东先生致训词》、《参加欢送大会之学员》等照片，先后在1938年8月4日和9月1日武汉《新华日报》发表。并配发了毛泽东的题词：“继续努力以求贯彻——给抗大第四期毕业同学”、“学好本领上前线去”等题词。

1938年8月1日，延安“抗大”第四期结业。八路军总政治部为加强敌后新闻报道，特从“抗大”学员中选拔了一批政治素质和写作水平兼优的共产党员，组成八路军总政治部前线记者团。雷烨入选并被任命为记者团第一组（晋察冀组）组长。11月20日，总政治部命令第一组在雷烨带领下从延安出发，跋山涉水，穿越敌占区，于12月下旬胜利抵达晋察冀边区。受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接见并合影。受《抗敌报》总编邓拓委托，雷烨写了《谈延安文艺工作的发展和现状》，在《抗敌报》1939年1月1日至28日分十期连载。详细介绍了延安文艺工作的特点、在抗战建国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及贡献、延安的文艺组织等等，对团结和鼓舞文化工作者以文化形式对敌人展开斗争，起到了良好作用。1939年5月前后，雷烨主动要求随军挺进冀东抗日最前线，深入到冀热边境长城内外，在极端困难和险恶的环境中，从事新闻采访报道工作。这时正值我党领导的冀东大暴动失败之后，日寇乘我军主力向南转移之际，对民众进行野蛮屠杀。雷烨目睹这种惨状，义愤填膺，投入到群众工作的海洋。为了团结冀东文艺界人士，沿着鲁迅指引的道路前进，雷烨发起创立了文艺团体“路社”，创办了文艺刊物《路》、《文艺轻骑队》、《国防最前线》等，亲自担任部分编缉工作。这些刊物对人民群众和部队都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在冀东地区很有影响。

1940年后，冀东敌我斗争更加残酷。雷烨根据革命需要，于1941年，先后任军区政治部宣传科长、组织科长。在完成繁忙的日常工作的同时，积极进行新闻采访，成为冀东从事摄影采访最早、报道成绩最突出的前线记者。他随军转战在长城内外、滦河两岸及热南伪满边境，拍摄了很多战地珍贵照片，真实地反映了冀东军民英勇抗击侵略者的英勇事迹，记录了日寇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的累累罪行。除写稿拍照外，还爱好写诗和报告文学。他的作品《滦河曲》（诗）、《我们怎样收复了塞外的乡村》（报告文学）和通讯《冀东潘家峪大惨案》、《那是，从喀喇沁赶来的牛群》、（散文诗）《新收复的乡村为什么拥护八路军》等，反映了群众呼声，为群众所喜闻乐见。他不是专职摄影记者，但精心拍摄的照片，是最富有感情、最激动人心的，充分体现了罗光达所说的“欢乐或者愤怒”。与专职摄影记者的作品相比毫不逊色。《日寇烧杀潘家峪》一组作品，雷烨充分表达了悲壮、深沉的艺术个性。大片的房屋只剩残垣断璧，空地上成堆的尸体，烧焦的尸体成团扭结似在挣扎。雷烨把自己为群众苦难而燃起的悲痛融入人民群众愤怒的海洋，向世界发出了悲壮的吼声。雷烨的悲壮没有丝毫的绝望和伤感，却满含着对敌人的无尽仇恨，对战士无尽的温情和由衷的敬意，这就是他作品的深沉之处。《熊熊的篝火》（1942）的作品里，山林朦胧，篝火腾跃，烟雾飘荡，以余晖映于战士身躯，显示了一种柔韧的诗意美，既有温煦的情调，又有浓郁的韵味，展露了作者的美好心灵。《塞外宿营》（1942）《山岗晚炊》（1942）也是以优美的画面，表现了革命乐观主义情怀，蕴含着作者的挚爱和神情。这些思想性、艺术性兼优的作品，成为深受群众喜爱的我国抗日战争时期摄影作品的一部分，至今仍为各类画刊和展览所采用。除《晋察冀画报》（1943年第三期）出了专辑外，《晋察冀画报丛刊》（1946年之一、之四）、《人民战争必胜》（1988年）、《冀热辽烽火》（1991年）、《世纪的回顾》（2001年）、《晋察冀画报影印集》和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等，都采用了雷烨摄影作品。

雷烨在冀东工作近4年间，承担多种工作，贡献殊多，为此被当选为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参议员。

1943年1月22日，边区参议会结束后，雷烨把他在冀东四年来的战地摄影资料送到驻平山县曹家庄的晋察冀画报社，让报社保存使用。社长沙飞看后如获至宝，大为赞赏，当即决定在《晋察冀画报》第三期出版专辑，作为向画报社成立周年的献礼。沙飞请雷烨留下协助选定照片，编写说明，并撰写一长篇纪实文章，对冀东抗日战争作全面报道，配合照片一同发表。雷烨住在曹家庄副村长白十斤家，有时也住在该村南1华里的张家川村党支部书记刘廉芳家，突击进行此项工作。在此短暂的时间里，雷烨还注意做联系群众的工作。他为曹家庄妇救会亲笔书写并刻制一枚公章，至今仍由妇救会主任张美英之孙白曙光珍藏。他还为刚结婚的青抗先队长白建雄拍“全家福”照片。“四四儿童节”那天，他和村民一起植树一天，并拍了许多照片。通过这些活动和两个村的村民建立了深厚感情，受到村民的爱戴。

4月19日深夜，雷烨刚刚完成照片选定和说明编写，突发敌情，数百名日军自南而北朝曹家庄方向奔袭。沙飞首先通知雷烨带领两个警卫员率先转移，同时指挥画报社人员迅速坚壁设备与资料，向敌人包抄尚未合围、兵力相对薄弱的西北山沟突围。但雷烨并未立即转移，他首先去察看村民的转移情况，巡视中他发现有几百村民转移到一处容易遭敌轰击的地方，立即指挥村民转移到另一处相对安全的地方，并向张家川党支部书记刘廉芳交代了有关注意事项。果然不出雷烨所料，日寇疯狂地向原来村民的转移地点炮击，事后村民们既后怕又感激地说：“多亏雷烨的关照，不然还不知要死多少人哩！”把村民安置好后，画报社同志已经转移。雷烨带领两个警卫员匆匆向北突围。因天黑有雾走错了路，至4月20日拂晓走到南段峪石堂村，与尾随敌人遭遇，击毙敌寇10余名。交战中雷烨不幸负伤，在敌人步步紧逼的生死关头，雷烨毫不犹豫地对警卫员说：“我来掩护，你们赶快突围！”警卫员执意不肯：“就是背也要把你背走，要死一起死！”雷烨斩钉截铁地说：“要死死一个，不能都死，你们快撤！不要管我！这是命令！”两个警卫员突出重围。雷烨孤身奋力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身负重伤，自知难免于死。于是，他从容不迫地将心爱的相机、自来水笔、望远镜等砸毁，用最后一粒子弹结束了自己年仅29岁的生命。

战斗结束后，警卫员返回画报社述说了雷烨壮烈牺牲的经过。画报社的同志和村民闻悉后，捶胸顿足，无比痛惜。在沙飞和画报社指导员赵烈带领下，立即赶往出事地点，在清理遗体时发现一本血染的相册，夹着雷烨的摄影作品。沙飞摩挲着相册，朗声诵读烈士在相册上写下的愤怒谴责日寇暴行的慷慨之词，声泪俱下，在场的人无不失声痛哭。张家川村儿童团长刘树梅拣到了雷烨砸毁的相机的一个铁环和破镜片收藏起来。为了缅怀烈士，他参加革命工作后，走到那里带到那里，一直珍藏到1990年他去世。画报社全体人员与当地群众召开追悼会，将雷烨遗体入殓特制的柏木棺，安葬在其牺牲处对面山脚下。人们将一棵杏树命名为“雷烨树”，以示纪念。这棵“雷烨树”至今仍在雷烨牺牲处挺拔耸立，枝繁叶茂。好象在向人们昭示：雷烨精神不死。

5月10日，《晋察冀画报》第三期作为纪念雷烨专辑出版，发表了雷烨51幅照片。刊登了冀东军区政委李楚离《悼雷烨同志》一文。5月18日《晋察冀日报》刊登纪念雷烨专页，刊登了总编肖斯（邓拓）的《恸雷烨》，副总编舒予（张致祥）的《悼烨同志》，5月20日发表《新华社晋察冀廿日电》“冀东军分区组织科长雷烨同志抗敌殉国”。舒予文中称：“他确是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他没有夸夸其谈，他没有炫耀，他有的只是不声不响的工作；有些人，在不声不响之中，是隐藏着或表露出“孤高自赏”的骄傲的，但他决不是这样。雷烨同志是一个文艺工作者，他参加了前线记者团，与文工团等同志由延安派到敌后来的，党的意旨是明显的：就是要让党的文艺工作者，到实际工作中体验现实的生活，报道敌后伟大的斗争场面，开展敌后新闻工作，并培养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巨匠。我虽然认识记者团和文工团里的同志不多，但我敢说，雷烨同志是最了解党的意旨的，他没有极个别同志的“钦差大臣”似的坏习惯；他不把自己看做“客人”，要别人“待以上宾”;他没有要求给自己以特殊的环境，来整日闲散地培养灵感，从事写作；他不是像某些文艺工作者，觉得到敌后来只是搜集材料（走马观花地搜集），而敌后环境不适合于创作，不愿接受分配任何工作，待材料搜集得差不多（？）就急于要求到延安去，预备写成巨作，一跃成名。相反，雷烨同志是踏踏实实地，欣然接受了党所分配的部队宣传工作的岗位（雷烨同志在生前任冀东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长与组织科长），并且认真的在自己工作岗位上锻炼自己，体验现实，因此也就成为优秀的宣传工作者与文艺工作者”。

李楚离悼文称：“雷烨同志是个模范共产党员，具有布尔什维克的优良品质，他对民族对阶级，对他负担的工作，具有无限忠诚与热爱。”“雷烨同志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与不迫从容就义的光明态度，使法西斯匪徒在他面前低下头来，这种为民族全气节，为党争光荣的精神在抗战史上又写下了光辉一页”。

雷烨殉难至今，纪念他的文章、书刊、影视从未间断，1986年吴群著《中国摄影发展历程》发表“模范共产党员，优秀摄影战士雷烨”一文；2001年河北保定电视台报制全景记录中国红色摄影历程《瞬间》第五节《血染的底片》介绍了雷烨为红色摄影事业捐躯的事迹；2000年5月海南出版社出版《正义与勇气——世界百名杰出战地记者列传》，汇集了20世纪世界110名杰出战地记者，列传中就有“血染长城脚下的雷烨”。

可是，雷烨的四个弟妹除收到1938年发自武汉，1939年前后发自河北行唐陈庄药店署名“雷雨”的信之外，音讯全无。三个姐姐望眼欲穿，历经艰辛，梦断黄泉。最后离去的二姐在弥留之际还紧握我的手说：“顺金，我又梦到哥哥了，你一定要找到他呀……”，在香港回归之夜，我又找出哥哥发黄的照片写了《给哥哥的一封信》并以此为序，把姐夫严金明的《怀念挚友项金土（俊文）》一文作为压卷，自费编印了《似水年华》一书以表对哥哥的思念。突然，2001年8月16日收到石家庄高永桢关于哥哥下落的信息。欣喜若狂中立即买了机票，踏上寻兄之途。在北京、石家庄、平山、南段峪都受到亲人般的接待。晋察冀日报研究会的张致祥、伊之大姐看到哥与弟妹的三人合影，热泪盈眶说：“你们苦寻多年，我们也苦寻雷烨亲属多年，一块石头现在才算落地”，一定留下共进晚餐。沙飞女儿王笑利同我一样是“保育院长大的”，一见如故地说：“我在整理沙飞纪念集中早已知道雷烨叔叔，今天总算见到雷烨叔叔的亲人”。田华闻讯立即寄来珍藏59年的她和雷烨合影，信中说：“那时我才12岁，现在73岁了，时光如梭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怀念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先烈们！让我们努力工作，为先烈，为祖国贡献我们的余热吧！”

《河北工人报》年轻记者袁燚组织了五篇文章介绍亲人寻找雷烨的过程，于2001年9月17日发表于该报并向全国发布电子信息接着《杭州日报》、《羊城晚报》、《中华新闻》、《解放军报》、《中国摄影报》、《金华晚报》、《石家庄日报》等10多家报纸；《名人传记》、《党史博采》《摄影文史》等10多家刊物相继介绍了雷烨事迹、身世。葛文在“诗的思念，情的交融”一文中如此论述了田间对雷烨的情思：1942年初冬，田间突然约葛文去看望著名战地记者雷烨，到了雷烨住屋，一名战士说，雷烨一早就骑马到战场上去了。他俩出来默默地走在山间小道……田间深情地回忆与雷烨并肩战斗的往事，充满激情地说：“雷烨诗写的好，枪法也准，革命就需要这样的记者、诗人，文艺工作者本来就是一名战士，没有什么特殊……田间轻轻地把手放在葛文肩上，念了裴多斐的名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双眼凝视着旭日映照的巍巍太行山峰。

在决定人类命运，世界前途的伟大反法西斯战争中，为拯救中华，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雷烨以破釜沉舟的决心，从报仇雪耻之乡，奔赴慷慨悲歌的燕赵前线，又文旗随战鼓浩荡入关东，以相机的“瞬间“记录了战士们永恒的“愤怒与欢乐”；以笔表达了人民的痛苦和希望，体现了一名战地记者不可缺少的品格——正义与勇气。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才不会於这世界上空跑一趟”！

61年前深秋的一幕又出现于眼前：

太阳下沉了，苍茫暮色从墓地四周升起……

《鲁迅先生挽歌》在回响，在扩大：

你的笔尖是枪尖，

……

啊，同志！

——你死了，

在艰苦的战地，

你没有死！

你活在我们心里！

写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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